首頁   |   新聞   |   改革評論   |   運營管理   |   咨詢培訓   |   政策法規   |   案例分析   |   關于我們

分權制衡:國企改革的制度性突破

發布時間:2011年6月29日  來源:中國集體企業改革與管理研究網
 

    摸著石頭過河,摸了30年。不能一直摸下去,中國經濟改革需要制度性的突破。 

  國有企業,尤其是大型國企的改革,一直相對滯后。現在,反超的機會來臨,一場劇烈的變革正在發生。 

  過去幾年,國資委推動企業重組產生的效果有目共睹。現在,國資委推動的以“分權制衡”為核心的董事會變革則不那么耀眼。 

  其實,后者的意義更為巨大。它將從根本上改變中國的企業治理結構、企業文化。 

  傳統的文化并不適應分權。中國人骨子里是專權的,掌握權力的人弄權,不掌握權力的人就向權力臣服。我們喜歡合,不喜歡分,例如分權。我們習慣統一,不習慣制衡。 

  前30年,中國企業由小做到大,依賴的是長期壓抑的創造力突然釋放后產生的動力,企業家的智慧發揮了重要作用。現在,中國企業要想由大做到巨大、做到卓越,則必須有一個好的制度、好的文化。 

  分權制衡,這是我們目前所能找到的最好的制度、最好的文化。 

  分權前傳:游走在“放權”與“收權”之間 

  改革就是權力的調整,利益的爭奪與重新分配。 

  國有企業一直面對著的難題是:管理國有企業的權力交給誰?中國改革開放30年,是權力(以及權利)轉換、下放的30年。 

  30年間,國有企業的改革,游走在政府與企業“放權”與“收權”之間,出現了“一放就亂,一收就死” 的怪圈。對權力和利益的爭奪,考驗著改革成果。 

  中國國有企業的改革,涉及到國民、政府、企業領導、企業普通員工等多個利益群體,改革中所產生的動力、遇到的阻力,均來自各個利益集團的選擇。 

  當權利的天平傾向于政府時,我們只能寄希望于政府官員有著高尚的道德、敏銳的目光、高超的操作才能。 

  當權利的天平傾向于企業領導層時,我們又把高尚的道德、敏銳的目光、高超的操作才能寄托在企業領導身上。 

  在過去20多年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中,企業家占據著舞臺的中央,年廣久、步鑫生、馬勝利、史玉柱、趙新先……這是企業家的榮耀,同時也是改革的悲哀。不是為這些企業家的落馬感到悲哀,而是為我們把改革的成敗寄托在個人身上。就如同計劃經濟時代我們把希望寄托在政府官員都是品德高尚、能力超強的圣人一樣。 

  如果我們認同“人性不可靠,制度可靠”,那么,我們就不能不奢望圣人的出現。唯一能寄托希望的,是一個好的制度。 

  需要找到一種方式,來達到權利的平衡,讓國有企業在制度的軌道上良好運行。 

  1、所有者向經營者讓權 

  1978年改革開放之前,中國國有企業完全在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控制之下。當時的企業領導,基本上是提線木偶,上級政府讓做什么就做什么,政府讓怎么做,就怎么做。 

  這樣的體制之下,政府包攬了太多的權利,實際上,在企業微觀層面,政府力不從心。 

  其間有過多次放權,比如很多中央企業下放給了地方。但這種政府系統內行政權力的調整,似乎只是中央與地方之間的利益變換,與企業并無太大關系。 

  政府直接管理全部國有企業的思路是行不通的。中國從計劃經濟轉向計劃與市場相結合,最終定格在市場經濟體制,說明了我們對計劃經濟體制下政府主管企業的模式的否定。 

  十一屆三中全會指出:中國經濟管理體制的一個嚴重缺點就是權力過于集中,應該有領導地大膽下放權力,讓企業在國家統一計劃指導下,享有更多經營管理自主權。 

  此結論落在中國經濟改革的方針上面,就是兩個字:放權。 

  1978年,全國開始進行“擴大企業自主權”的試點。試點的說法是:在增產節約的基礎上,企業可以提取一定數額的利潤留成,職工個人可以得到一定數額的資金。這種做法調動了企業和職工的積極性等。 

  1979年7月,國務院頒發《關于擴大國營工業企業經營管理權的若干規定》、《關于國營工業企業實行利潤留成的規定》等5個改革企業經營管理體制的文件。四川鋼鐵公司、首都鋼鐵公司等成為試點。 

  到1979年底,全國進行試點的企業擴大到4200多家。到1980年,這一數字擴大到6000家。 

  “擴大企業自主權”的改革很快出現了問題:企業多占多分,使得“國家拿大頭,企業和個人拿小頭”的初衷未能實現,導致1980年前后中央財政赤字增加。 

  同時,那些擁有了自主經營權的企業廠長,也不滿足于沒有長期保證的、上級可以下放也有可能隨時收回的權利。 

  “擴權讓利”的改革必然要往前推進一步。 

  2、承包制讓所有權與經營權分離 

  針對“擴權讓利”導致的“企業和個人致富,財政變窮”的后果,1981年,中央政府決定采取能夠讓財政利益首先得到保障的工業經濟責任制。 

  工業經濟責任制的主要內容有兩個,一是在財政與企業利益分配方面,采取利潤留成、盈虧包干、以稅代利等辦法;二是在企業內部實行超產獎、浮動工資等。 

  到1982年底,工業經濟責任制在相當大的范圍內得到推廣。在縣屬以上國有工業企業中,80%的企業實行了工業經濟責任制。  

  由于企業所處環境、自身基礎都千差萬別,很難找到一個雙方都能接受的責任范圍,所以,工業經濟責任制很快轉向承包制。1983年,作為一種重要的改革方式,以利潤包干為主要內容的承包經營責任制在全國很快發展。 

  承包制的巨大政治意義在于,它使得使企業與國家之間的關系由傳統的行政隸屬關系轉變為以盈利為核心內容的經濟契約關系。  
承包制的經濟理論意義同樣巨大:這一制度承認了所有權與經營權是可以分離的。這一理論突破為今后的經濟改革做了法理鋪墊。 

  看上去,承包制既調動企業和職工的生產經營積極性,又保障了政府的利益。再加上中國農村改革的巨大成功就是一個簡單的承包制所導致,因此人們對工業企業的承包制也寄予厚望。“一包就靈”的說法響遍全中國。 

  承包制必然要求突出廠長的地位。1987年,國家經委、中共中央組織部、全國總工會聯合召開全面推行廠長負責制會議,提出全國所有大中型工業企業都要實行廠長負責制。 

  但是,在農村取得巨大成功的承包制在企業改革中卻難以再現輝煌。經營者的短期行為,對生產資料的破壞性使用,包贏不包虧,等等,都顯示出弊端。為了限制廠長的權利,后來提出實行“書記領導下的廠長負責制”,這是一次朦朧的“分權制衡”探索。很可惜這一制衡缺乏法律依據,承擔著經營指標的廠長不應該同時受書記的領導。 

  河北石家莊造紙廠廠長馬勝利成為了承包制時代最著名的風云人物,他一度宣稱要承包全國100家造紙廠。后來,馬勝利失敗了,給“一包就靈”的承包制的夢想重重一擊。 

  承包制悄悄逝去,而承包制的企業管理結構——廠長(經理)負責制——卻成為后來中國長期的遺產,并導致了企業從“政府說了算”轉向“廠長一人說了算”,成為中國企業改革中的權利頑疾。

 

打印本頁 | 關閉窗口| 返回首頁
 友情鏈接
國家發展和改革委員會  |  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  |  中華人民共和國財政部  |  中華人民共和國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  |  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  | 

版權所有:北京產學聯合企業管理中心
電話:010-65707841、65705829,網站信箱:
[email protected]
京ICP備09024323號-4
集體企業改革與管理研究網,中集研,廠辦大集體改革,產學聯合,廠辦大集體.

甘肃快3开奖号码走势图 nba比分虎扑 2010年3月上证指数 十大网上股票配资平台 专业股票配资平台有哪些 e球彩 500万网即时比分 中国石化股票融资 快乐10分 北京快3 理财pr1级会亏本金吗 安徽25选5 金管家期货配资 山河智能股吧 极速11选5 四川快乐12 证券投资股票分析论文